重要论述
1943年3月19日
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等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电报指出：在反“扫荡”时，要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这封电报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各级党委对这些很久就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都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过程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霍纳格时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他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当然，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要靠自己。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此外，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
2013年3月19日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俄通—塔斯社、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南非卫星电视五台、印度报业托拉斯、巴西《经济价值报》和中国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就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中非关系、金砖国家合作、中国改革开放等阐述了政策主张。在回答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工作状况的提问时，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国情复杂，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断增强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记责任重于泰山，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党史回眸
1980年3月19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起草问题时指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1996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稳定工作。1997年，中央开始从内地省市、国家机关和国有重要企业派出一批骨干力量到新疆工作。此后，对口支援新疆的力度不断加大。
2014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2019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
历史瞬间
1926年3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图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
1947年3月19日，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进行战略转移。